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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时期法家以商鞅、韩非、李斯为代表，他们三人巧合般地全死在了秦国，秦国依靠他们的学说完成了统一的霸业，但是秦帝国也像这三人的命运成于法，败于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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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来看商鞅。

商鞅一部《商君书》可谓是贻害千古，影响深远。在此书中他为秦国谋划了富强之路，利用他对人性本恶的洞悉，将秦人的出处锁定在了两条路上，要么耕地，要么打仗，形成所谓“一赏”。商鞅开了一个极坏的头，“重农抑商”，他把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以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。

先秦法家对待人性的观点是一致的，都认为人性趋利避害，都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恐吓人们，用高额的奖励诱导人们，所有的关系都被简化成“趋利避害”。他们不相信什么道德，人性的高贵，更不在乎老子口中的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的教戒。

商鞅变法极为严酷，其中有一条叫连坐法，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，五家编成一伍，互相监视检举，一家犯法，十家连带治罪。不告发奸恶的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，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，隐藏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。

此条恶法臭名昭著，竟然堂而皇之地鼓励人们相互揭发，而且动不动就要腰斩，留给人们的选择空间极少。严法自然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是危害也是巨大的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商鞅后来逃到客栈，老板不敢接收他，后来陈胜吴国，刘邦都是因为此法而起义。

妄想着靠严刑峻法统治百姓，不过是竭泽而渔，只能收到一时的效果和表面的太平。

商鞅推出自己的变法后，很多人议论纷纷，有说好的，有说不好的。商鞅一律把他们发配的边疆修长城。在他的眼里民众出来说话，就已经是乱民了。这样做效果当然很好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在明面上说变法的坏处。

商鞅本人也是极端阴险狡诈，在带兵攻打魏国时，曾摆酒席宴请魏国将领，趁其不备，夺了别人城池。当然，兵不厌诈。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讲究贵族道德，这种情形还是比较少见的。项羽不在鸿门宴杀刘邦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想做小人，项羽毕竟是楚国贵族。

商鞅在秦孝公在世时，尚可以靠着孝公的支持而耀武扬威，他出门怕别人刺杀自己，带的卫兵、随从极多。有人劝说他让他把封地都还给国君，自己低调点。可自诩为洞悉人性的商鞅也应了自己对人性的洞悉，名利他都不愿意放弃，最终被杀掉。

再来看韩非。

《史记》中关于韩非的记载不多，但是《韩非子》完整地保留了下来，韩非是韩国贵族，他对人性的洞悉和君主的统治艺术阐述的更是精彩至极。

在对人的本性的分析中，韩非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论证，无论人与人之间处于何种关系，背后都是赤裸裸的利害计算。在亲情关系中，孩子会抱怨父母没有好好地抚养自己，父母又会抱怨孩子没有尽到赡养的责任，身为至亲，却“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”，意思是都会抱怨对自己不好。

生男孩则庆祝，生女孩就杀掉，其原因不过是出于利益的计算考量罢了。因为女孩迟早要嫁到他家，而男孩则能更好地赡养父母，“虑其后便，计之长利也。”

韩非主张君主秉持“刑赏”二柄，控制天下的臣民，他把那些不听话的商人、游侠、儒者等人称为害虫，这些人不从事耕战，主张把他们消灭掉。

但吊诡的是，韩非本人却没有像他人性论中所描绘的极端地趋利避害。他一生都在韩国，纵然对韩国国君有许多抱怨，但是最后却冒着生命危险为韩国说情，在秦国被自己的同门李斯所毒杀。当然是否是李斯所杀，有争论，但是韩非作为高级人才，死于秦国确实千真万确的。

最后来看李斯。

如果说韩非是法家理论集大成者，那么李斯就是最终的实践者。

韩非和李斯本来都是在荀子门下做学生，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但是荀子的学说中有较多法家的影子，尤其是荀子也持有性恶论。在荀子身上尚可以看到“从道不从君”的坚守，但是在他的两个学生身上却完全走向了另一极端。

李斯辅佐秦始皇最终完成了统一的霸业，司马迁说他本可以比肩周公，可惜的是秦帝国的建立他有多大的功劳，毁灭他就有多大的罪孽。

李斯在年轻时曾看到厕所的老鼠和仓库的老鼠的不同状况，而领悟到自己发家致富需要合适的环境。老鼠待在厕所见人就跑，还不能吃饱饭，仓库里就可以大摇大摆地饱餐。

后来他向自己的老师荀子辞行，说自己应该去干一番事业，追求功名利禄。这也为他后来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。

李斯有追求，也有才能。他也像自己的前辈一样通晓人趋利避害的道理，他劝说嬴政派人拿着财富离间六国君臣，收买他们。最终辅佐始皇帝灭掉了六国。

这时，李斯在整个的帝国范围内，开始了自己的政策变动。

他建议始皇帝，烧掉天下的除了医药、占卜、种植类的所有书籍，禁掉各种学派的争辩、议论，不再允许人们私自讲学，如果谁不听话，就发配到边疆去。有些人还因此被坑杀。

想学知识的好办，就“以吏为师”，把当官的当做老师，把那些法律条例当做知识。

除此之外，他力排众议设立郡县，统一度量衡都对后世影响深远。李斯本人的才能自然是谁都无法否认，一封《谏逐客书》流传千古。

但是李斯和商鞅、韩非一样都太过于相信所谓的刑罚，相信所谓的人性论，太过于依靠一个开明的君主。一旦失去了这个保障，他们自身也将烟消云散。

始皇帝死后，赵高、胡亥拉拢李斯一同篡改始皇帝的遗书。赵高与李斯的对白极为精彩，司马迁以文学的手法再现了李斯的心理过程。他当然挣扎了，但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位置他终于不可放弃，他不愿意做一个厕所里的老鼠。

可是他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小人共患难容易，同享福难。大家都擅长搞阴谋，今天一起合谋，明天我就会干掉你。赵高逐渐发现，李斯原来并不像自己一样无耻。李斯毕竟还是一个政治家，看着群雄起义，他心里着急，可是赵高却一心想着祸害秦二世，祸害秦帝国。

按理说，李斯绝对有机会搞出点政变，杀掉赵高。可是他太天真，也太无耻。他竟然还想着劝谏秦二世，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，又因为害怕，说当君主的就应该严酷刑罚，满足秦二世的心理需求。结果使得更多的忠臣被杀。

李斯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，在被腰斩之前，他对儿子说，“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，又怎能办得到呢！”或许他最终意识到了对名利的渴望终归是一条不归之路，而最有价值的还是自己的亲情。

商鞅、韩非、李斯作为先秦法家中的代表人物，皆死于非命，绝不是巧合。他们所秉持的法家学说将人性还原成利害计算，有其真理性的一面。但完全依靠此学说建立起帝国，统治天下的人，却过于严厉，过于紧张，纵然是传统社会，人们也需要一定地回旋的余地和选择的空间。他们忽视了人们对于非利害关系的追求，人类自有其高贵的一面，可以超脱利害计算，生死计较。

他们不给治下的百姓机会，自己自然也得不到机会，就像跑去客栈被拒，又跑去魏国被拒的商鞅。终归是自作孽、不可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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